中英两国将共同资助智能电网的低碳研究

无论批评或争鸣的观点是否成立，即是否有充分的理论依据，均不构成对批评或争鸣的相对人的名誉权的侵害。

建立公示程序的目的是为维护第三人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一种保护机制。德国法学家耶林指出：公共利益是一种能够保证和维持大多数人所关注的生活的安定秩序的利益。

其中，以欧共体、美国的适度调查模式和德国、我国台湾地区的穷尽职权模式最具有代表性。在和解协议的履行阶段，相应的法律法规应赋予行政相对人强制报告的法定义务。如果行政执法和解的方式适用不当，就会使社会公众对法律和行政机关丧失信任，认为法律是纸老虎，或认为行政机关执法是和稀泥、回避矛盾、滥用职权、简单执法。控制行政执法和解风险的方式有很多，但在制度层面上无外乎实体控制和程序控制。和解内容的确定是和解制度适用的核心环节。

行政执法和解协议与私法上的合同一样，具有法律约束力，双方应按和解协议履行义务。因此，行政机关应加强监督检查。尽管如此，这个想法不失为今后我国《国家赔偿法》的修订乃至统一的国家责任法立法指出了一个发展方向。

此第二阶层判断，为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中不同情形下适用不同精神损害赔偿方式提供了司法裁量余地。参见王利明：《人格权法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752页。错捕错判的原因可能是合法的，也可能是违法的。笔者做如上的分析，乍看无疑是无视了我国《国家赔偿法》多元归责原则体系的特点，将作为无过错责任的错捕错判认定为过错责任。

[24]参见[德]沃尔夫：《行政法•第二卷》，高家伟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344页。我国《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2项、第3项规定是结果责任，属于无过错责任无疑，但无过错责任并不是指过错的没有，而是指对过错的不关心，即过错要件不影响责任的成立。

[5]庐州判官：《为安徽高院首例登报致歉的公告正名》，发自微信公众号：法官之家，2015年9月15日，2016年2月3日访问。一般来说，除了违纪和受贿、应回避而未回避等明显的过错，引起法官错误定罪（包括量刑）的只有两种可能：法律适用错误、证据采纳错误。其如果愿意主动道歉，更多的是一种政治意义的表态，而以法律的形式强制其道歉仍属不妥。……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决定由赔偿义务机关公开赔礼道歉的，参照前述规定执行。

四、国家赔偿案件适用赔礼道歉的裁判思路 （一）以致人精神损害的作为裁量空间 在期待我国《国家赔偿法》进行修订的同时，人们仍然需要着眼于当下的问题。[14]参见魏振瀛：《侵权责任方式与归责事由——归责原则的关系》，《中国法学》2011年第2期。皮纯协、冯军主编：《国家赔偿释论》，中国法制出版社1994年版，第80页以下。在我国《国家赔偿法》出台以前，学界认为国家赔偿责任归责原则理论上可归纳为三种：违法责任，过错责任，以及违法加过错责任。

肖峋：《论国家赔偿立法的几个基本观点》，《中国法学》1994年第4期。首先，赔礼道歉这种责任承担方式归根结底只是不适用于无过错责任。

过错责任原则便具有这种功能：在确立过错的过程中，以一种客观的标准（理智人应该有的行为，在国家赔偿语境中即法律规定的公务人员义务和标准）与侵害人（在国家赔偿语境中即公务人员）的侵权行为进行比较，将职权行为本身的状况和受损害权益的状况进行综合考量，从而判断侵害人是否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法院对于违法原因行为导致的错捕错判，则应在查明赔偿义务机关的违法情形基础上，适用过错推定原则推定过错，进而支持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礼道歉责任的适用请求。

[32]那么依此而言，是否国家补偿和国家赔偿也并无区分的必要呢？因为按照这个逻辑，几乎任何国家责任都可以被视为危险责任实行结果归责——典型的如使用警械武器误伤以及疫苗接种事故的补偿责任，视其为高度危险作业并不过分。在笔者看来，就当下而言，法院在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的过程中完全可以有所作为甚至大有作为，以实践的力量推动我国国家责任理论的发展。参见《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裁定书》，（2015）皖刑终字第37号。第三，行为具备有责性，包括责任能力和过错，其中过错包括故意和过失。首先，赔礼道歉旨在维护人格尊严。需要注意的是，这必然会和国家赔偿自己责任原则产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28] 实际上，刑事补偿责任单独立法的意义，不仅仅只在于为蒙冤者提供更周全的救济，更在于是一种国家责任兼顾司法权威的体系性权衡。比较法上，同侵权责任一样，国家赔偿制度基本上也是以过错责任为基础而建立的。

而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5条规定：有本法第三条或者第十七条规定情形之一，致人精神损害的，应当在侵权行为影响的范围内，为受害人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合法从事这种高度危险作业，对于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来说都处于一种共担风险的状态。

国家赔偿案件适用赔礼道歉的裁判思路应以致人精神损害的作为裁量空间，区分合法原因行为和违法原因行为引起的错捕错判，在认定过错的基础上适用赔礼道歉这一责任承担方式。这尽管不失为一种极具创意的想法，但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是，我国《国家赔偿法》第35条明确规定精神损害赔偿仅适用于该法第3条和该法第17条的情形，这等于说这个请求权是从属于我国《国家赔偿法》之下的，无法单独请求。

合法的国家公权力活动引起损害，国家机关愿意赔礼道歉，也应当是来自于政治上的压力，而非司法上的强制。过错是自然人的主观心理状态，国家机关并不具备，而违法加过错双重要件没有必要，因此主流观点认为我国应采用违法责任。张红：《不表意自由与人格权保护——以赔礼道歉民事责任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郝维华：《加拿大——中国道歉法的比较分析》，《比较法研究》2011年第6期。

所谓无心之过的道歉，有则锦上添花，无则无可厚非。[25]在该法第17条规定司法赔偿的范围中，其第2项和第3项便是实质上的刑事补偿责任。

[19]参见江必新、梁凤云、梁清：《国家赔偿法理论与实务•上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470页、第458页、第603页。[34]其实，即便是征收这种目的性侵害，如果严格按照侵权责任法理论来看待，征收行为造成被征收人财产权的损失，就已经可以从事实构成该当性直接征引不法性，而这不法性就是一种结果不法。

因此出现了越来越多建议刑事补偿单独立法的声音，指出冤狱赔偿更多体现补偿的性质，冤狱赔偿的标准、方式、程序和一般赔偿有很大的差别，[26]应当考虑到刑事诉讼活动的特殊性，区分刑事赔偿责任与刑事补偿责任，[27]建立刑事冤错案件国家补偿机制的国家补偿法。而我国用了赔偿和补偿概念，这两个概念带有强烈的行为的合法性评价色彩，而非结果的合法性评价。

随着近年来国家对于冤假错案的重视和纠错力度的加大，冤狱赔偿问题引起了越来越多的注意，很多学者发现现行我国《国家赔偿法》很难满足错案纠正的需要，无法为蒙冤者提供便利且全面的救济，有违法治国家公平正义的原则，难以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因为自己责任意味着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过错不影响责任的成立，因此按照自己责任的逻辑，即便是合法且无过错的原因行为（比如在重大疑难案件中，由于不同的法官在心证指导下对证据认定有差异导致判决被上级法院撤销），赔偿义务机关仍然需要承担赔礼道歉责任。属于大陆法系的德国、日本相关立法具有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单设的刑事补偿法，采取了结果责任的归责原则，不考虑引起错误羁押和错误定罪的原因行为合法性，也不考虑侵权行为人的过错与否。[15]参见罗豪才、袁曙宏：《论我国国家赔偿的原则》，《中国法学》1991年第2期。

对于合法原因行为导致的错捕错判，在查明赔偿义务机关没有违法情形的基础上，对赔偿请求人提出的赔礼道歉责任的请求不予支持，即便赔偿义务机关愿意主动赔礼道歉，也不应在裁判文书中支持赔偿请求。如日本《刑事补偿法》第5条第2款规定：应受补偿者因同一原因根据其他法律获得了损害赔偿，该损害赔偿的数额等于或者超过依据本法应得补偿金额时，不实施补偿，但少于本法应得补偿金额时，必须减去赔偿金额而确定补偿金额。

于是问题的关键就落在了这个名分问题——和德国法制非常重要的一个差异就是，德国使用语词责任来命名时常被误认为《国家赔偿法》的1981年《国家责任法》（Staatshaftungsgesetz vom 26.6.1981），即便是将刑事补偿纳入其中也不为过。刑事补偿责任有其独立的意义：表层意义是为蒙冤者提供更好救济的体系完善，深层意义是一种兼顾司法权威的体系权衡。

参见李茂生：《日本刑事补偿制度简介——以补偿的性质与求偿机制为中心》，《月旦民商法杂志》2010年第27期。[9]最高人民法院于2014年7月发布的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适用精神损害赔偿若干问题的意见》则将赔礼道歉的方式默示留给赔偿义务机关自行选择。